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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90%高官腐败案异地审理:防贪腐关系网干扰

时间:2014-10-22 10:06 来源:未知 作者:海安日报社 点击:

   90%以上高官腐败实行异地审理

  2001年辽宁“慕马案”后,高官腐败案异地审判成为惯例。

  实现高官审判公正的第一步正是从异地审判开始的。

  刘铁男受贿案在最高检侦查终结后,经依法指定管辖,由与其履职经历及社会人脉网联系不大的河北省廊坊市检察院向廊坊市中院提起公诉。这里曾经审理过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的贪腐案。

  异地审判高官腐败案件虽尚未制度化,但已形成了司法惯例。

  公开信息显示:内蒙古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案在北京市一中院审理;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案在北京市二中院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案在吉林延边中院审理。此外,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案经由最高检指定山东省检察院查办,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经由最高检指定安徽省检察院立案侦查;若无例外,两人将分别在山东和安徽异地受审。

  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实行异地审判的惯例形成,可追溯至2001年的辽宁“慕马案”(因辽宁省原副省长慕绥新、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涉案而得名)。此前的许多高官腐败案件,大都是在犯罪地或犯罪人居住地审判。但中纪委查办“慕马案”时,发现马向东的妻子利用关系网干扰办案;为排除干扰,中央决定对该案进行异地审判。

  此后,高官腐败案件实行异地审判成为惯例。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透露,最高人民法院对90%以上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以及关联案件指定到了被告人任职地以外的省份异地审判。

  这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独特现象。

  著名的刑事法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赵秉志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分析称,“此举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排除干扰,以确保腐败犯罪案件审判的公正;二是消除部分社会公众对于审判公正的担忧和误解,以增强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

  依法律规定,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院、审理的法院,一般在同一地域。当然也有例外,陈良宇案即由最高检指定吉林省检察院侦办,按理应向吉林省某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但最后最高法却指定了天津市二中院审理。

  至今形成的对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贪腐犯罪案件处理的通常程序是:中纪委立案检查完毕后,将案件移送最高检,由最高检指定某一省级检察院具体办理,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后,再由最高法指定相应级别的人民法院进行异地审理。

  审理高官的法院有哪些特点

  能有效预防和排除贪腐官员关系网的干扰;位于离羁押地较近的重点城市;硬件设施好,业务水平高,办案经验丰富。

  最高法通常指定的是中级人民法院。异地审判的直接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指定管辖制度,即上级人民法院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但这一规定较为原则和笼统,例如,什么样的案件可以指定管辖和异地审判,依据什么样的原则选择被指定地等等,均无完善的制度可供执行,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

  但从以往被指定的法院看,仍有规律可循。

  据赵秉志的观察,最高法一般在统筹考虑公正审判、司法效率和审理法院有关情况后慎重指定。

  赵秉志表示,“一是要有利于公正审判。能有效预防和排除贪腐官员关系网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判。二是要兼顾司法效率。综合考虑当事人、证人等参加诉讼的便利性,以及异地侦查、异地羁押、异地起诉等所耗费的司法成本情况,一般选在离羁押地较近的重点城市。三是要考虑审理法院自身的情况。审理法院一般有过高官贪腐案件的审判经验,审判方面的硬件设施也较好,能保证案件质量和有效防范安全事件的发生。”

  因为省部级高官判决后多在秦城监狱服刑,因此北京的法院得到较多的机会。例如,北京市一中院审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案、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案等;北京市二中院审理了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案、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案、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案、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案等。

  毗邻北京的天津市、河北省以及再远些的山东省等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也常常被指定管辖。除刘铁男、黄松有在河北省廊坊市中院受审外,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则由河北省衡水市中院审理。而因地缘相近,在倪发科之前,安徽省有两位原副省长(王怀忠、何闽旭)、一位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均在山东受审。

  而无论是被指定查办案件的检察院还是被指定审理案件的法院,其查办高官贪腐案的业务水平及办案经验均应在全国位列前茅。

  比如去年分别成功完成薄熙来案的审查起诉及审理的山东省检察院及山东省高院,在查办高级别官员腐败案方面,无论是办案数量还是质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高度紧张的办案人员

  “据说,连什么时间让陈良宇休息或去洗手间都有严格的预案。”

  被指定管辖无疑是一种荣耀。然而,一旦被指定,则意味着一场考验即将开始。

  著名的刑辩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田文昌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一方面,由于此类案件的社会公众关注度较高,在法律程序上有较高的要求;但另一方面,高官审判往往带有一些政治色彩。这使办理此类案件的司法人员难免政治因素的考量,首先在程序上,须确保万无一失。

(责任编辑:海安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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